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沃土尤为关键。

   近年来，我国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等，极大增强了广大科技人员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基础研究不断得到重视

 

   这两年，政府各个层面的认识正在提升。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四五”规划，都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非常明确地提出基础研究投入要占研发投入8%以上。真金白银的投入，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期待。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这个认识很到位，也非常重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需要创新，简单的线性延长和线性思维很难到达新的高度。同时，基础研究不能着急，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现在也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例如，扩大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这是对科技工作者们的信任。过去大家经常诟病，“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家群体缺少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尽管需要时间去落实。

   此外，在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制上，我国正在积极贯彻“破四唯”，提倡上书架、上货架，做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新的举措，假以时日，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激励作用。

 

重大基础研究突破并非规划出来的

 

   我们也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但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或者需要更长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是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

   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也常常是“无心插柳”的事情，很难说会在哪“冒泡”。事实上，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

   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该不该重视，又该如何重视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就会长出好的庄稼，长出参天大树。绝不能急功近利，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也无法重点培育。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芯片技术不过关，我们遭遇很多“卡脖子”问题，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研究积累不够。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技术上的基础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要从基础研究抓起，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

 

不重视基础研究就会被“卡脖子”

 

   “卡脖子”问题是当前的网络热词，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心病”，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

   “卡脖子”的是技术，是我们的产业链里面缺的一些东西，本来可以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解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角色不同而已。但随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抬头，某些技术就会被人恶意地“卡脖子”。

   导致“卡脖子”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有很多。一是过去的基础研究做的不够，带来了今天的“卡脖子”问题。同理，今天不重视基础研究，也同样会造成将来被“卡脖子”。所以，“卡脖子”问题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更有可能是将来时，绝不能得过且过。二是在传统文化中存在“重商主义”倾向，即做买卖的心态，认为有钱赚就好，不愿意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投入，不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花大气力、下狠功夫。三是缺少“工匠精神”，缺少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耐心，这导致我们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因此，“卡脖子”问题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甚至是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更不是群众运动式的突击出来的。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卡脖子”技术，避免产生未来的“卡脖子”问题。

   我认为通过企业和市场机制引领去解决“卡脖子”问题非常重要，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去做精做细。“卡脖子”技术都是“一招鲜”，光有它不行，没有它也不行。我们要弘扬和大力支持精工细作、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鼓励更多的企业做“隐形冠军”。

 

实现“双轮驱动”

 

   创立于欧宝体育平台：10月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有机融合，致力于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打造北京高科技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

   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坚持“双轮驱动”的原则。研究院一方面通过坚持不懈的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争夺未来石墨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充分承载国家意志；另一方面通过“研发代工”直接对接市场需求，确保市场牵引特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承载国家意志方面，研究院立足石墨烯基础前沿与变革性技术、石墨烯产业的材料基础与装备、石墨烯核心应用技术等方面，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问题。在对接市场需求方面，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航空航天及国防需求等，致力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

   而研究院提出的“研发代工”新模式，让科学家和企业家同乘一条船，成为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重要尝试，旨在解决企业研发能力不足、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率低以及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等难题。

   与传统的加工制造领域的代工生产不同，“研发代工”是专业研究机构给企业“打工”做研发，针对企业的需求，组建专门的研发团队，开展“定制化”的研发。

   换言之，企业把研发中心建在专业研究机构里，由专业人员负责研发中心的运行。企业负责提供稳定的研发经费支持，研发成果由双方共同拥有，并优先落地到代工企业，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成果转化带来的利益。

   例如，研究院与某企业合作生产粉体石墨烯材料。我们有技术，但没有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而企业有规模化生产线。于是，企业成为了我们的生产基地，我们则为企业提供研发能力，优势互补、融合发展。

   “研发代工”模式是长期稳定的捆绑式合作，通过共同努力实现技术与市场的对接。这将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避免了科研人员“闭门造车”、研究成果不接地气的问题，也回避了“教授办企业”存在的高风险。对于代工企业而言，解决了企业研发力量不足、核心竞争力欠缺的现实问题。

 

兼聘兼薪等尚需进一步突破

 

   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探路者，研究院尽管成立时间很短，但已显示出强大的人才吸盘效应。目前，研究院拥有近220人的石墨烯高科技研发队伍和企业管理团队，吸引了一大批顶尖人才和青年才俊。

   研究院也成为北京科技成果与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示范区。我们关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在这里，论文不是目的，科技创新的副产品才是。研究院不唯文章、不唯帽子，提倡“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在人才使用和评价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实现更大的突破。例如研究院通过“兼聘兼薪”等方式，吸引了一些领军人才加入。但大学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在新型研发机构里的工作成果，能否被认定为兼聘人员在原单位的科研贡献，尚没有明确的说法。

   此外，新型研发机构里提出的“兼薪”机制，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现在给兼职人员发工资很难，没有明确的说法，完全由相关办事人员自行解读。比如一位来自高校的科研人员在新型研发机构“兼薪”，那么他的原单位就会从他工资里砍掉相应的部分，这其实对人才使用起不到激励作用。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北京也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认为，要用好北京的科创资源和优势，科研体制机制创新要有新突破、人才评价机制也要有重大突破；同时，通过建设一些典型的新型研发机构，真正使产学研实现有效结合。■

（作者系欧宝体育APP下载：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记者郑金武整理）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1年4月刊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