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每7年左右就会有数千位由各国政府推荐的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家，对气候变化领域取得的成果进行评估，看看哪些已经取得了共识、哪些没有取得共识。

   气候变化有两大影响因素，一个是自然因素，一个是人类活动因素。大家不断地察觉到，1750年以来，气候变化开始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且这种信号越来越强烈。人们发现，气候系统的变暖是毋庸置疑的，上世纪5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控制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发现，近年来地球增温明显，陆地表面、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约1摄氏度，而且未来2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1.5摄氏度。

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

   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控制作用。人类活动通过向大气释放过量的大气成分，导致天气和气候变化，进而导致地气系统的能量转换。

   以温室气体为例。太阳辐射到达地面，自然界中存在的一些温室气体使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达到平衡，从而使得现在的地球温度是适宜人类居住的。

   但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向大气中排放了过量的温室气体，使更多的能量存储在地气系统中，从而导致了全球性气候变暖。未来，假如设定人类施加的不同影响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一系列气候变化进行预估。

   比如，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全球每个区域的极端天气事件发生。自2013年以来，全球范围内观测到的热浪、陆地区域的强降水、干旱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事件都已经有所加强，且归因于人类活动影响的证据也在增多。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包括更温暖区域的极端降水事件将有可能更强烈、更频繁。气候变化还影响陆地的淡水、沿海和海洋的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人说，就算气候变暖一点儿又能怎样呢？实际上，人类所谓的生计、食物和用水安全，以及更高层次的健康、文化、福祉，都依赖于正常运作和可持续的自然生态系统。而如今，这个可持续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人类活动极大干扰。

   这是一个共享经济社会的路径，未来我们还可以允许一点温室气体排放，那么每平方米大气存储的能量将达到2.6瓦，到204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2摄氏度，那么在2050年左右把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甚至1.5摄氏度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但如果现在我们不采取措施，让辐射强度上升到8.5瓦/平方米，气温升高就要超过2摄氏度，20年以后或许将超过4摄氏度。那么到2050年，海平面将会上升64~90厘米，沿海城市海平面大约会上升1米，人类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代价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

“双碳”目标体现发展思路

   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90%是化石燃料产生的，有10%是土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碳中和是指把留在大气当中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通过人为方式去除掉，从而实现二氧化碳的平衡。比如我们用新能源、风能、太阳能、氢能、核能、水能来替代化石能源；如果实在替代不了，就直接捕获二氧化碳，并实现二氧化碳的利用；或者人为增加一些碳汇，如植树造林等。

   过去4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现在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就要走一条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碳达峰、碳中和体现了国家的发展思路。国家发展要合道而顺德，要做合乎道理、道德、道义的事。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发展有利，同时对别国的发展也有利，这是符合中国也符合国际利益的发展道路。

   此外，碳中和的背后，是我国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刻变革，而产业结构的变革，需要通过碳中和倒逼企业开展技术升级创新，从而使我国紧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机遇，这可能会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碳中和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

   碳中和与大气污染有协同效应。比如，减轻大气污染与全球变暖之间有一个权衡关系：在不能单独减少黑碳的情形下，如果能使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中的黑碳减量，有机碳也会随之减下来，但在此情景下会产生一定的增温效应。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也指出，如果我们在中等路径当中减少部分温室气体，包括黑碳、甲烷等等，会有一个额外的增温。气候变暖会使区域和局地的大气污染转差，导致上层增温比下层增温更多，但这种的贡献并不是决定性的。

   历史大气资料分析表明，1960年至2013年，大气中PM2.5浓度增加了3.6倍，但是气候变暖对大气污染物增加的贡献只有30%。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对大气污染有长期的变化贡献，但是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方向是正确的，未来大气污染会减少，空气质量也会转好。

   未来，气候变暖还会使东亚的夏季风环流加强，但是减少的大气污染也会使之加强。人为污染减少后，温室气体会随之减少，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郑金武根据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2021年度会议上的报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