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生办公室里独自啜泣。我在预产期前4周做了一次全套健康检查，超声检查显示胎儿没有心跳。我镇定下来，回到车里。当我又开始哭泣时，我意识到不能自己开车回家了。丈夫出差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她放下一切，在停车场找到我，开车送我回家并一直陪着我，直到我妹妹回来。在赶来救我之前，她告诉了我的临床研究主任发生了什么。她不仅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同事——是我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的完美结合。

  当刚开始做医生时，我避免模糊职业和个人的界限。我认为，要想快乐并实现难以实现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就需要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划清界限。因此，我与同事保持专业关系，从不寻求与他们建立更深厚的友谊。我通常会拒绝下班后的活动邀请，并在工作之余与“真正的朋友”保持联系。如果需要在“个人时间”里工作，我会感到烦躁不安。同时，如果不得不把“工作时间”用于个人活动，我也会感到内疚。

  但在研究期间，我的心态开始改变。我爱上了研究，完成实验和撰写拨款申请需要一个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概念，我开始与同事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共处一间办公室，或者是因为当在职业上变得更加自信时压力水平下降了，我和两个同事成了真正的朋友。我们因为工作、食物、电影而联系在一起。当那可怕的一天到来时，打电话给她们中的一个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坐在停车场等待朋友时，我打电话给实验室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她第二天我不能帮她做一个实验了。她立即告诉我不用担心，并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的实验室导师。他们表示愿意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并向我保证，只要我需要就会有人照顾我的实验动物。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这意味着我不需要主动寻求帮助。从某种程度上说，继续工作比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段经历来弥补我的缺勤要容易得多。我几乎不能在电话里说话，也无法想象把这段经历写进电子邮件。尽管当时情况很严重，但我还是会感到内疚，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丈夫和我很幸运，在工作之外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网络。许多家庭成员开车或乘飞机赶过来和我们待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见到了我们的女儿，这使她成为了家庭的一部分，尽管她不在了。同事们介入进来，让我享受了悲伤的奢侈，而不用担心错过的责任。他们把晚餐送到我家门口，寄来贺卡填补我突然离开留下的空缺。在失去亲人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他们继续为我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这段经历抹去了我保持工作和个人生活界限的冲动。之后几年里，我经历了生活中更多的挣扎和失望——申请基金和论文被拒、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兼顾工作，同事们用午餐和支持短信为我打气。我保持正常的办公时间，当我为一笔拨款工作占用了整个周末或者不得不提前下班去参加孩子的游戏或演奏会时，我不再感到有压力，我把它看作生活的一部分。

  我听到许多新人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我理解他们的初衷。但对我来说，把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让我拥有了丰富的人际关系，有了享受时间的能力——这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Stephanie Sisley是贝勒医学院助理教授。

DOI: 10.1126/science.z8j6axt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3年11月30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ntegrating-my-personal-and-work-lives-helped-me-through-devastating-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