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ndrew Sharo / 文 倪伟波 / 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24-9-10 0:8:17

行动主义的呼唤

  “我目前没有被起诉以及其他刑事或民事指控……”在读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研究生奖学金年度续期表格上的声明时，我突然感到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3个月前，我被指控犯有盗窃罪——表格上列出的罪行之一——因为动物权利活动。我相信我的行为是合法的，不是盗窃，希望陪审团能同意我的观点。但在反复思考中，我害怕失去奖学金，害怕进监狱。我从不怀疑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然而，我现在面临的处境是，行动主义可能会危及我的研究事业。

  我的博士生涯一直很顺利。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分析患有严重遗传性免疫缺陷的儿童的基因组。然而，研究往往是单调乏味的，我很少觉得自己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被迫寻找另一种方式做出切实的改变。于是我加入了一个小组，计划对全国最大的养猪场之一开展秘密调查。所有行动主义都伴随着风险，但这项工作相对安全——确定该农场是否履行了逐步淘汰不人道的妊娠箱的承诺。该组织成员包括两名律师，大多数参与类似行动的人从未受到起诉或者指控很快就被撤销了。

  在工厂里，我们发现妊娠箱仍被使用着。我们还目睹了广泛的腹泻病、未经处理的伤口以及仔猪的高死亡率。我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氨水味，听到猪用头撞金属栏杆的声音，这是一种典型的压力行为。我们在网上记录了调查过程，获得了全国媒体的报道。我们还救了两只生病的小猪，并把它们送到了医院。当该机构最终宣布将大幅减少运营时，我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研究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力。

  一年后，我和合作的调查人员因救援行动被指控犯有二级盗窃和入室盗窃罪。如果被判有罪，我们将面临几十年的牢狱之灾。

  我的博士同学都很支持我，有些人甚至鼓励我。我的项目协调人并不担心，导师也提供了帮助。没有人愿意失去学生，尤其是去坐牢。我不愿意寻求支持，也不愿意把我的情况告诉其他教师，因为担心我的行动主义会让自己看起来对研究不那么认真。

  失去奖学金的可能性在资格考试和准备庭审的煎熬中接踵而至，压力变得难以承受，而且我害怕坐牢。所以，我接受了认罪协议，尽管我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在法律的推动下，律师为我的两项入室行窃罪名进行辩护——与盗窃罪不同，这项罪名不在NSF的禁忌清单上。我松了一口气，准备继续自己的研究。我没有放弃行动主义，而是追求风险更低的行动，包括社区建设和动物护理，甚至从工厂化农场领养了一些鸡。

  最终，我的两名共同被告上了法庭，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高风险让人神经紧张——如果我搞砸了，朋友们就会进监狱——然而，这段经历也是一种宣泄。陪审团认为他们无罪，认为仔猪病得如此严重，它们对公司的价值实际上是负的。这是农场动物福利领域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案件，我作出的贡献就像发表论文一样令人满意。

  我现在是一名博士后研究员，研究保护遗传学。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我的研究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很多时候我还是觉得很乏味。相比之下，行动主义的吸引力是不变的，每次我读到新闻或朋友告诉我他们与法律体系的冲突时，这种吸引力就会被重新点燃。有时它奏效了，但有时后果需要自己承担。但是，就像在科学领域一样，难得的成功让一切都值得。■

 

Andrew Sharo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后研究员。

DOI: 10.1126/science.zue6rbq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4年1月4日《科学》杂志。本文由中国科学报社翻译，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i-was-charged-felony-during-my-ph-d-i-m-proud-my-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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