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双春 来源: 发布时间:2024-9-15 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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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青年教师因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学科专业、学生志趣等与自己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失配等问题,常常产生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的困惑。此外,科研人员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往往产生类似于旅游时“从自己活腻了的地方跑到别人活腻了的地方去看看”的内在动力。而对博士毕业离开导师后刚独立开展工作的青年教师来说,要不要换研究领域的问题更紧迫也更关键。 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考量是什么?统计学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凯特勒提出“平均人”概念的故事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
凯特勒的两次跨界
凯特勒被誉为19世纪比利时的通才,23岁便获得比利时根特大学有史以来授予的第一个数学博士学位。 就像今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年轻博士一样,凯特勒渴望得到认可,最好名垂青史。他崇拜牛顿,惊叹牛顿发现统治宇宙运行规律的方式,即从物质和时间的混乱中提取有序原理。他想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他认为要取得牛顿那样的成就,搞数学希望不大,最好的机会是在天文学领域。所以,他虽然获得数学博士学位,但为了实现梦想,决定改做天文学研究。 如何才能在天文学领域做出牛顿级成果?观察苹果落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拥有一个天文台是开展天文学领域重要研究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凯特勒需要一个天文台,胜过今天的纳米科学家需要一台电镜。 1823年,27岁的凯特勒成功说服政府在布鲁塞尔建一个天文台,并被任命为天文台台长,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跨界研究。 建天文台对凯特勒来说是新生事物,他从零开始,遍访欧洲各天文台学习最新的天文观测方法。1830年,当他结束欧洲之旅,正沉浸在即将大显身手的喜悦中时,却得到一个不幸消息——比利时发生革命,天文台被军队占领。凯特勒不知道革命将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了新政府是否还会支持天文台的工作,他感到彻底无望,于是决定再次跨界,回归不依赖“高大上”仪器设备的研究。 凯特勒想利用近几年掌握的天文学方法研究人。于是,他为自己设定了新目标——成为社会学领域的牛顿。在他心中,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成为牛顿那样的人物。他的决定最终导致一场社会学领域的革命,尤其是他提出的“平均人”概念,解释了众多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 凯特勒的这次跨界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当时欧洲正掀起历史上第一次“大数据”浪潮,各国于19世纪初开始制作和出版大量有关公民的数据,如每月出生和死亡人数、犯罪数及每个城市的患病人数等,但没人知道如何有效解释这种数字的“大杂烩”。 凯特勒决定将天文学方法应用于这些数字。他首先分析了一组发表在《爱丁堡医学杂志》上的数据——5738名苏格兰士兵的胸围尺寸。他把每个测量值加起来,然后除以士兵总数,结果超过39.75英寸。 这个数字及其得到方法现在看来相当简单,但意义非凡。它是科学家第一次计算出人类某个特征的平均值,并由此带来重大科学问题:这种平均的确切意义是什么?是正常人胸围大小的一个粗略指数,还是对随机选择的人的胸围尺寸的一种估计?数字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 天文学家认为,对一个天体的每次测量(如一个科学家测量土星速度)总是包含一些误差,但使用平均测量可以减少一组测量(多个科学家测量或某个科学家多次测量土星速度)的总误差,从而得到真实值。 凯特勒将同样的思维用于对人类平均的解释——每个士兵的胸围尺寸代表一个自然发生的“误差”实例,而平均胸围代表“真实士兵”的胸围。 所谓“真实士兵”是指一个完美形态的士兵,没有任何物理瑕疵或损毁,正如自然界希望一个士兵成为的那样。这是关于人类平均的第一个科学解释,是从天文观测中孕育出的概念。 凯特勒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遵循同样的推理,每个人都是人类的某种宇宙模板的一个有缺陷的复制品,他把这种模板称为“平均人”。在凯特勒看来,“平均人”是完美本身,是自然界期望的一种理想人,没有误差。一切不同于“平均人”比例和条件的方面,都将造成畸形或疾病。 凯特勒认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在他们所处时代和地域最接近“平均人”的人;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偏离“平均人”的程度越小,这个社会的矛盾便越缓和,即一个社会“奇葩”越少、越稳定。 凯特勒的理论影响了众多领域。例如,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受其启发,创立了气体力学的经典理论;麻醉学家、流行病学家斯诺用他的理论在伦敦抗击霍乱,标志着公共卫生医学的开端。
远离热门研究
不难发现,凯特勒决定要不要换、怎么换研究领域的一切考量只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没有树立要成为牛顿式人物的目标,并致力于研究能成就这一目标的问题,他不大可能两次换研究领域。 现实中,不少青年教师是“基础控”和“条件控”,即选择研究领域时受基础或条件控制,不敢越“雷池”——原来的研究领域半步。 但在凯特勒眼里,相对于问题和目标,基础和条件根本不值一提。可以想象,如果纠结于基础和条件,他要么一辈子死守数学领域,要么至死都在为天文台劳心费力。 凯特勒的考量在顶尖科学家中具有普遍性。《物理世界》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诺奖得主为什么喜欢远离人群。文章指出,许多诺奖得主在得奖前许多年就喜欢远离人群(本质上是放弃热门研究领域)。得奖后,他们利用诺奖带来的自由,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进入“无人区”。之所以这么做,背后的驱动力量显然是“无人区”更可能产生诺奖级成果。 我们也许没有凯特勒和诺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那样的雄心壮志,但他们在研究领域选择上的考量值得我们借鉴。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一书中这样告诫我们,最好离热门研究远点,“在你给自己做长期规划之前,请记住那些领域已经人才济济,你只是一个新人,恐怕只能扮演一群受勋将领麾下的小卒”。 选择尚无人问津的领域,“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孤单、充满不安全感,但是在其他一切都相同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地方,你更有机会崭露头角、及早体验找到科学新发现的快感”。■ (作者系湖南大学教授)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24年8月刊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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